如果把内地歌手按知名度和魅力做一个排名的话，许巍应该排在前五名，从他1997年出版第一张专辑开始，他培养了不少摇滚歌迷，十多年来，他的歌迷从摇滚青年到小资白领，许巍歌曲的魅力不仅仅是他在倾诉一种痛苦，更是因为他的音乐旋律动听，虽然他的演唱方式一直没有走出西安普通话的限制，但也成了他的一个特色。
《在别处》《那一年》两张唱片，许巍释放了他的一种痛苦，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他痛苦的原因，他是一个对生活和情感比较敏感的人。同样，当《时光•漫步》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中传达出的阳光和平静的一面，人们认为他放弃了摇滚精神。而许巍好像只能夹杂在其中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。可是命运总喜欢开玩笑，当许巍把自己边缘化之后，他成了明星。2003年，在国内某一个颁奖晚会上，评为毫不吝啬给了他四个奖，《时光•漫步》把他从当年北京西郊老山的一个六平米的小屋里带到了公众视线中。而此时的许巍，已经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，对突如其来的名誉，他并没有在媒体和公众视线中曝光过度，而是从此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。
许巍的故事至少要从1994年说起，那年秋天，他带着自己的两首歌曲的小样，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，当时这个港商投资的唱片公司因为推出郑钧而受到关注，同时他们还和歌手田震签约。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叫陈健添，他一直是香港音乐圈比较重要的人物，他最初捧红了王菲和Beyond。许巍当时带来了两首歌：《两天》《青鸟》。当时听过这两首歌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，没想到西安这个地方还藏龙卧虎，但是再陈健添那里，许巍感受到了一种态度的暧昧，老板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而是让他回到西安等候消息。
不过许巍此行仍有一些收获，一堆同行的赞誉和田震看上了《执着》这首歌，后来收录到她的专辑里面，在90年代成了热门歌曲。这首很感人的歌曲在许巍看来并不那么重要，他想唱的是像Nirvana那样的歌曲，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做到。
1995年春，许巍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的通知，来北京签约。这对许巍来说是一次机会，一个在西安摇滚贫瘠的地方坚持过来的人，一个因为乐队队友突然不辞而别而躲在角落哭泣的人，一个看到落日都容易感伤的人，他带着一个积压了很久的梦想，来到了北京。
许巍在西安组建过一支叫“飞”的乐队，之所以起名“飞”，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飞出西安，变成一个摇滚明星，像崔健一样叱咤风云。这支乐队当时在西安小有名气，如果再蜗居在西安，可能有无出头之日。但是乐队成员并没有许巍那样高远的理想，他们无法忍受冬天在零下几度的屋子里排练的艰苦，无法过着每天排练完后只能到街上吃一碗汤面的生活，一天下午，当许巍和往常一样来到排练场地的时候，那些朝夕相处的队友没有出现，几天后，队友们纷纷给他打电话，说都去了东南沿海的歌厅驻场打工，一个月可以挣万八千。
许巍的理想破灭了，他把突如其来打击变成了迷茫和绝望《两天》《青鸟》。
能与一家大公司签约是歌手走向下一步成功的基础，就在许巍与红星签约的时候，郑钧在跟公司闹解约。至少在许巍出现的时候，陈健添并没有意识到给郑钧找到一个替代者，相反，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对许巍说：“首先你形象一般，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，我是老板，做唱片这么多年，要把你捧红太难。另外，你的音乐太另类了。”
“之前来北京心气儿很大，踌躇满志。来了以后以为老板会像郑钧一样那么重视我，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其实不那么回事儿。他其实并不看重我，那时候打击是非常大的，《两天》一出来，他就觉得这个音乐不能像郑钧、田震那样做，我的音乐就决定了我是小众的。除非我再做像《执着》那样的，但我回不去了，我就要做现在这样的音乐。我原来的理想状态是像崔健一样，像他那么棒，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自身有一些问题没有意识到，只是一个理想在向前走。当时自己有些一厢情愿，小众歌手也行吧。”
许巍是唱着“超越这平凡的生活”来到北京的，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这样的结果，至少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他的音乐比郑钧的更有力量，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打出去的拳头有力量，可以一下击倒对手，但是他想得过于简单了。陈健添当初在听到郑钧的小样后，迅速与郑钧签约，并且也加速了他在内地开设唱片公司的决定，作为一个商人，他对郑钧的判断没有错，对许巍的判断也没有错，所以他犹豫了至少半年的时间。当郑钧成功后，给他带来的一切都是人们预料到的。
艺术家和商人的判断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纸，但是天壤之别。许巍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来北京，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，而这些声音全部来自热爱音乐的人之口，这给他造成了最大的错觉，以为自己一出来就会惊天动地。许巍回忆说：“我那时候老想着要不一样。我喜欢科特•库班，我也不完全是像他那样的性格，他是勇猛往前冲的人，但我们当时喜欢摇滚乐的人就觉得他最帅最酷，年轻嘛，‘这哥们儿太酷了太帅了，就要做他这样的音乐’，受他的影响很大，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了，这给我们这么多爱他的人很大打击。《那一年》受他影响很大，我天性里喜欢带有美感的旋律，所以《在别处》的旋律感还是很好的，同时我喜欢那种噪音墙的形式。《在别处》完成的时候是1997年，当时张亚东身边所有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，结果出来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首先第一个期待就破灭了，原以为出了专辑就怎么样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也没演出，基本上第一张专辑没怎么宣传，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其实还那样。到了《那一年》快录音的时候，我得了抑郁症，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，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，吃着安眠药、百忧解录的专辑。但那些歌词就在那种心态下写出来的，想到大理，生活的东西出来了。但依然是生活上有问题，最后只好回家了。”
许巍从1995年到1999年这五年间，经历了一个幻灭过程，他有一个六平方米的宿舍，没事就蜗在宿舍里，在这里他写了两张专辑，他试图去寻找一个给自己坚持下去的答案，但是他没有找到，他像经历了一回炼狱一样，却始终找不到他自己的位置。他说：“1999年录《那一年》的时候，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，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，只要我一弹吉他，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。一旦有情绪波动，抑郁症就会更强烈。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。可能是自己命不好，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能力。可能我做的音乐可能真的不能让我生存下去，从《在别处》到《那一年》，音乐态度还是那样，出来的东西也还是那样。我就想可能它不适合中国老百姓，以无法生存下去。因为这些我当时也很痛苦，后来我就回西安了，跟红星也基本上要解约了，中间也有公司想谈，但我对这件事已经没有兴趣了，当时我三十多岁，再做这行面临也很多问题，对父母、对家人都有责任了。我当时觉得一事无成，特别沮丧，如果我还一味要做这件事的话，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，那会儿我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，我不想干这个了。”
在许巍离开老山之前，那个昔日门庭若市的红星音乐生产社，只剩下了他和老板的助理，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，早就众鸟兽散去。他每天下午都会想，今晚找谁吃饭，找谁聊天？后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带着这种惆怅，他绝望地回西安了。回到西安后，他不敢见朋友，因为在朋友眼里，他仍旧是一个很著名的摇滚歌手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实际上他在红星这些年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。
“西安毕竟是成长的地方，感觉很熟悉。那是我的家乡，亲人也在那儿，稍微有点安定的感觉。我在北京每天弹吉他八小时，回到西安后，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，从2000年到2001年我没碰过吉他。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音乐，听崔健，组乐队，特有理想，那么多年一直有个动力在推你往前走，突然这个东西没了、坍塌了，心里空落落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是件好事，那个东西没有了其实也没啥，不就是出两张专辑嘛，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。后来我就发现我和大家一样，就是我得生存，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每次见父母，给他们买点礼物，每个月给钱养活他们，尽份孝道，这些东西自然会想到。我想开个商店，我能做的是这个，这期间我接触了好多的朋友、发小、部队的战友，他们有的做生意特别成功。其中有一个我原来的上级，后来转业了，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说我不干了，他觉得特别可惜：‘我是看着你在部队时每天十小时练吉他’，为了这个他提供了很多方便，比如说很少让我出公差。我老跟他说崔健，他说‘如果我看到你也这样就好了’。他看到我的情况，就说‘你怎么这样？出第一张专辑，我特别为你高兴，不管怎么样你开始实现理想了’，现在突然不干这个，他理解不了。我当时真的不想干这行了。他说‘我可以答应你，跟你一起做生意，你也能挣到钱，但我不赞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’。我很多朋友都像他这样，不赞成我这么做。我特迷茫，那我该干嘛？既然朋友不赞成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，后来我就想首先得把精神和身体状态调整好，每天跑步，但特别空虚。也不敢见人，一个人在马路边坐着，拿份报纸看，就这样度过一天。偶尔见一个朋友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，特别自卑的心理。人家问‘你在北京怎么样？’我说‘挺好挺好’就赶紧走了。”
2001年，原来在红星做企划的姜弘给许巍打电话，希望他能跟艺丰公司签约，那时候许巍已经心灰意冷，便说要考虑一下。姜弘说：“你别考虑了，你现在在家待着干嘛？”因为当时包括姜弘在内的一些原红星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艺丰，就这样，许巍回到了北京。
“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自省，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？”许巍说，“我坐在西安家的阳台上，看到我在大理的照片，觉得其实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挺好的。我生活的西安、北京都是那样一个城市，每个人为了生活、为了理想奔忙。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，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，没有什么大的追求，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，他们就很知足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，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，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，要成就什么……人不是都得这样过嘛，我想起去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人，他们活得很坦然、很自在、很踏实，我想过那样的生活，哪怕在城市里。我当时签约没想那么多，只是想再做几年就不干这行了，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，却不喜欢这个环境，它曾经给我带来那么累的感受。我会好好做两三张专辑，等我经济条件稳定之后，我就过这种特别简单的生活，一个月一两千块我也能过。我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了，就像那些老百姓一样，跟老婆开一间小商店，在大理或者西安。现在这个阶段是我要经历的过程，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。从回到北京开始就是，过得简单一些，也不想买多大的房子，多好的车，我都不要。就想踏踏实实把专辑做好，简简单单生活。到后来专辑也被认可，获得了不少奖，还办了演唱会，但我的心态基本上一直是这样的。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，我再次进入这行的时候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执着了，我也不求什么，反而心里就没有顾忌了。”
2002年出版的《时光•漫步》，改变了许巍的命运，这张专辑非常好听，充满了温暖的感觉，他的听众群体也因此翻番。与此同时，当年喜欢《在别处》《那一年》的歌迷开始反戈，认为许巍背叛了摇滚，放弃了摇滚，认为许巍了钱才去写那些流行歌曲。“2001年我写《时光•漫步》的时候，经常彻夜失眠。每天睡觉基本上是半梦半醒，但一直在健身。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，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。其实我还可以去表达焦虑，但我写《时光•漫步》就不愿意去表达，因为你不能总是这样，你能不能超越自己，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奔，跳出这种状态。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，我让自己好一点儿。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，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，别老是宣泄，宣泄不解决问题。到2004年6月，还是失眠，或者半梦半醒。就跟《两天》里写的一样，白天你过一种生活，到了夜晚是另一种生活，你梦中的生活，无序的，乱七八糟的。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，发现睡得很好，我居然没做梦。对于当时很多人骂我，我听着挺委屈的，但我不想去解释。”
谈到抑郁症，许巍说：“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，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。如果和你心理预期的落差不大的话，就不会那么严重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，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。”的确，自从许巍与红星签约之后，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在逐步拉大，他始终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他钻进了理想的牛角尖里出不来，他从来都是被动地生活，被吹向哪个方向就飘到哪里，以致无法自拔，现在许巍的抑郁症问题基本上稳定一些了。“这个东西，小尾巴会有，会有波动，但我现在能面对，而且不是特别严重，像蹦极一样，刚开始波动很大，到最后趋于平静。”许巍说，“但是一到创作期，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，所有的神经、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，太痛苦了。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，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。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，但又必须面对它，这是我本职要做的工作，我要写歌，而且我喜欢音乐。专辑录制期间，我12点睡觉了，躺床上又开始半梦半醒，两点钟突然醒来，觉得歌词应该是这样，就拿起吉他。一眨眼七点多，人家开始上班，我在阳台上看楼底下的人，下楼转一圈儿回来睡觉。中午起来又觉得歌词不对，总有事情推着你往前走，精神高度兴奋，但敏感一被调动起来，我又开始抑郁，每张专辑都是，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，只要不写歌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。”
许巍靠不停地锻炼身体来抑制抑郁，他开始看一些心理学和佛法方面的书，试图从里面寻找到答案。“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：随遇而安。很多人活得很踏实，波动不大，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自己预期没那么高，很多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。反而是艺术家，类似的这些行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那时候我开始反省，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，都在过日子，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？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，非要怎么怎么着……如果我做音乐如果有一个平和的心态，可能不会造成今天这种问题。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心态好的人，他们都没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有朋友跟他说：‘你跟我从骨子里就不一样，我一开始就是个平凡的人，可你自命不凡，所以你比我要累。终于你现在踏实了，承认你的平凡了，所以你比过去要好。’我觉得全是信念和意志力再让我坚持下去，当过兵真是有好处。什么事情我都相信因果，你做一件事你给别人的东西是好的，有一天你也会好起来，这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事情。我要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，我要带给这个世界，带给别人正面的东西，同时摆脱我自己负面的情绪，这几年我都是这么往前走的。”
也许是抑郁症的影响，让许巍对佛法产生了兴趣，在2002年采访许巍的时候，他谈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。他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很反叛，30岁以前跟我爸爸没有过交流。有一次他说：‘你只是追求艺术，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？’我一想也是，觉得挺惭愧的，我就从《论语》开始看，一看就进去了，觉得挺好，就反省自己，发现自己很多做人的态度不对。从儒家开始，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原来有些东西是靠自己生活积累的经验想象得来的，其实前人都有讲过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士道文化，我也会去了解道家文化，比如庄子、老子，然后开始接触佛法，我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感，只是我喜欢。佛法里对生命，对很多东西讲得非常好，一些处事态度，比如我相信因果，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，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做什么事，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
现在许巍已经成为公众喜欢的歌手了，在任何一个KTV里面都能找到他的歌曲，他仅有的几次演唱会都爆棚，这是很多歌手都达不到的。当年他想象的那些名声、愿望和影响，如今都摆在他的面前，面对这些，许巍就像一个走出学校生活的人，突然收到了一个精美的书包一样，它带给许巍的也是对往事的一个回忆。“其实我这几年还是过得挺苦的，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想成为摇滚明星也好，渴望事业成功也好，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。可当这些来了之后，我反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享受，没有成就感，我心里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戒备，好像如果我享受这些的时候我会走偏，心里总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这些年本能地远离它。可能跟心理状态有关系，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，没有人打扰我，很奇怪，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，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我就是老百姓，要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噢，我是一个歌手。我弹吉他还是特高兴，有时候我不愿意写歌，就是为了弹吉他玩儿，让自己开心。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，还是不适应，没有什么理由，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，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，过我的踏实日子。”
2005年，许巍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，回忆起那场演唱会，许巍说：“像梦一样，我梦了好多年了。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片段，只能是回忆那个场景。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该跟观众说什么，基本上就是唱。我不是人来疯型的歌手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4月10号的演唱会别紧张。”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期待时间太长，真的到来，可能还没有真实感受过，它就过去了。
许巍用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来面对今天的生活，那是因为他想超越平凡生活的时候吃过苦，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中，即便今天具备了他超越自己的能力，他仍有些战战兢兢，心有余悸，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多了。“很多艺术家太拧巴了，拧巴一辈子了，我不想像他们那样。我们喜欢‘披头士’，喜欢列侬，喜欢麦卡特尼，他们俩的区别就是，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，他很热爱生活，很踏实，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。列侬比较激进一些，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所以我喜欢列侬的音乐，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看到斯汀的时候，觉得他也很好，他很专注的做音乐，不参与政治，热爱他的家庭，跟他的孩子在一起。包括博诺，像U2这么有影响力的乐队，博诺也是会接孩子放学，每天想做怎么好吃的。你看这些我喜欢的歌手，他们也是很踏实的生活状态。我现在就是上台演出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做好，让大家都开心，下来之后我就过我的日子，远离这些东西。之前我还想成为大师呢，奔着那个念头去的。但现在你越来越了解这个行业，了解了很多人和事之后，从而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，有的人特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就演进去出不来了。我希望我回到生活里做普通人，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。”
许巍现在的生活是，晚上十点多上床睡觉，早上七八点起床，先锻炼身体，然后听听音乐、看看书，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、喝茶，还参加一支足球队，每周踢两场球。电视里面放什么电视剧他就看什么。“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状态，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：这是一个工作。如果以这个心态来讲，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。我一个星期进一趟城，有时候是工作，有时候见朋友，或者去三联书店买点书，在书店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，吃点东西然后回家。”
谈到将来如果不唱歌了，会去做什么，许巍说：“最好能在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。”
文：王小峰 (三联周刊）
《在别处》《那一年》两张唱片，许巍释放了他的一种痛苦，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他痛苦的原因，他是一个对生活和情感比较敏感的人。同样，当《时光•漫步》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中传达出的阳光和平静的一面，人们认为他放弃了摇滚精神。而许巍好像只能夹杂在其中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。可是命运总喜欢开玩笑，当许巍把自己边缘化之后，他成了明星。2003年，在国内某一个颁奖晚会上，评为毫不吝啬给了他四个奖，《时光•漫步》把他从当年北京西郊老山的一个六平米的小屋里带到了公众视线中。而此时的许巍，已经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，对突如其来的名誉，他并没有在媒体和公众视线中曝光过度，而是从此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。
许巍的故事至少要从1994年说起，那年秋天，他带着自己的两首歌曲的小样，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，当时这个港商投资的唱片公司因为推出郑钧而受到关注，同时他们还和歌手田震签约。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叫陈健添，他一直是香港音乐圈比较重要的人物，他最初捧红了王菲和Beyond。许巍当时带来了两首歌：《两天》《青鸟》。当时听过这两首歌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，没想到西安这个地方还藏龙卧虎，但是再陈健添那里，许巍感受到了一种态度的暧昧，老板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而是让他回到西安等候消息。
不过许巍此行仍有一些收获，一堆同行的赞誉和田震看上了《执着》这首歌，后来收录到她的专辑里面，在90年代成了热门歌曲。这首很感人的歌曲在许巍看来并不那么重要，他想唱的是像Nirvana那样的歌曲，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做到。
1995年春，许巍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的通知，来北京签约。这对许巍来说是一次机会，一个在西安摇滚贫瘠的地方坚持过来的人，一个因为乐队队友突然不辞而别而躲在角落哭泣的人，一个看到落日都容易感伤的人，他带着一个积压了很久的梦想，来到了北京。
许巍在西安组建过一支叫“飞”的乐队，之所以起名“飞”，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飞出西安，变成一个摇滚明星，像崔健一样叱咤风云。这支乐队当时在西安小有名气，如果再蜗居在西安，可能有无出头之日。但是乐队成员并没有许巍那样高远的理想，他们无法忍受冬天在零下几度的屋子里排练的艰苦，无法过着每天排练完后只能到街上吃一碗汤面的生活，一天下午，当许巍和往常一样来到排练场地的时候，那些朝夕相处的队友没有出现，几天后，队友们纷纷给他打电话，说都去了东南沿海的歌厅驻场打工，一个月可以挣万八千。
许巍的理想破灭了，他把突如其来打击变成了迷茫和绝望《两天》《青鸟》。
能与一家大公司签约是歌手走向下一步成功的基础，就在许巍与红星签约的时候，郑钧在跟公司闹解约。至少在许巍出现的时候，陈健添并没有意识到给郑钧找到一个替代者，相反，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对许巍说：“首先你形象一般，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，我是老板，做唱片这么多年，要把你捧红太难。另外，你的音乐太另类了。”
“之前来北京心气儿很大，踌躇满志。来了以后以为老板会像郑钧一样那么重视我，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其实不那么回事儿。他其实并不看重我，那时候打击是非常大的，《两天》一出来，他就觉得这个音乐不能像郑钧、田震那样做，我的音乐就决定了我是小众的。除非我再做像《执着》那样的，但我回不去了，我就要做现在这样的音乐。我原来的理想状态是像崔健一样，像他那么棒，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自身有一些问题没有意识到，只是一个理想在向前走。当时自己有些一厢情愿，小众歌手也行吧。”
许巍是唱着“超越这平凡的生活”来到北京的，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这样的结果，至少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他的音乐比郑钧的更有力量，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打出去的拳头有力量，可以一下击倒对手，但是他想得过于简单了。陈健添当初在听到郑钧的小样后，迅速与郑钧签约，并且也加速了他在内地开设唱片公司的决定，作为一个商人，他对郑钧的判断没有错，对许巍的判断也没有错，所以他犹豫了至少半年的时间。当郑钧成功后，给他带来的一切都是人们预料到的。
艺术家和商人的判断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纸，但是天壤之别。许巍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来北京，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，而这些声音全部来自热爱音乐的人之口，这给他造成了最大的错觉，以为自己一出来就会惊天动地。许巍回忆说：“我那时候老想着要不一样。我喜欢科特•库班，我也不完全是像他那样的性格，他是勇猛往前冲的人，但我们当时喜欢摇滚乐的人就觉得他最帅最酷，年轻嘛，‘这哥们儿太酷了太帅了，就要做他这样的音乐’，受他的影响很大，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了，这给我们这么多爱他的人很大打击。《那一年》受他影响很大，我天性里喜欢带有美感的旋律，所以《在别处》的旋律感还是很好的，同时我喜欢那种噪音墙的形式。《在别处》完成的时候是1997年，当时张亚东身边所有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，结果出来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首先第一个期待就破灭了，原以为出了专辑就怎么样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也没演出，基本上第一张专辑没怎么宣传，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其实还那样。到了《那一年》快录音的时候，我得了抑郁症，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，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，吃着安眠药、百忧解录的专辑。但那些歌词就在那种心态下写出来的，想到大理，生活的东西出来了。但依然是生活上有问题，最后只好回家了。”
许巍从1995年到1999年这五年间，经历了一个幻灭过程，他有一个六平方米的宿舍，没事就蜗在宿舍里，在这里他写了两张专辑，他试图去寻找一个给自己坚持下去的答案，但是他没有找到，他像经历了一回炼狱一样，却始终找不到他自己的位置。他说：“1999年录《那一年》的时候，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，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，只要我一弹吉他，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。一旦有情绪波动，抑郁症就会更强烈。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。可能是自己命不好，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能力。可能我做的音乐可能真的不能让我生存下去，从《在别处》到《那一年》，音乐态度还是那样，出来的东西也还是那样。我就想可能它不适合中国老百姓，以无法生存下去。因为这些我当时也很痛苦，后来我就回西安了，跟红星也基本上要解约了，中间也有公司想谈，但我对这件事已经没有兴趣了，当时我三十多岁，再做这行面临也很多问题，对父母、对家人都有责任了。我当时觉得一事无成，特别沮丧，如果我还一味要做这件事的话，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，那会儿我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，我不想干这个了。”
在许巍离开老山之前，那个昔日门庭若市的红星音乐生产社，只剩下了他和老板的助理，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，早就众鸟兽散去。他每天下午都会想，今晚找谁吃饭，找谁聊天？后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带着这种惆怅，他绝望地回西安了。回到西安后，他不敢见朋友，因为在朋友眼里，他仍旧是一个很著名的摇滚歌手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实际上他在红星这些年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。
“西安毕竟是成长的地方，感觉很熟悉。那是我的家乡，亲人也在那儿，稍微有点安定的感觉。我在北京每天弹吉他八小时，回到西安后，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，从2000年到2001年我没碰过吉他。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音乐，听崔健，组乐队，特有理想，那么多年一直有个动力在推你往前走，突然这个东西没了、坍塌了，心里空落落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是件好事，那个东西没有了其实也没啥，不就是出两张专辑嘛，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。后来我就发现我和大家一样，就是我得生存，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每次见父母，给他们买点礼物，每个月给钱养活他们，尽份孝道，这些东西自然会想到。我想开个商店，我能做的是这个，这期间我接触了好多的朋友、发小、部队的战友，他们有的做生意特别成功。其中有一个我原来的上级，后来转业了，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说我不干了，他觉得特别可惜：‘我是看着你在部队时每天十小时练吉他’，为了这个他提供了很多方便，比如说很少让我出公差。我老跟他说崔健，他说‘如果我看到你也这样就好了’。他看到我的情况，就说‘你怎么这样？出第一张专辑，我特别为你高兴，不管怎么样你开始实现理想了’，现在突然不干这个，他理解不了。我当时真的不想干这行了。他说‘我可以答应你，跟你一起做生意，你也能挣到钱，但我不赞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’。我很多朋友都像他这样，不赞成我这么做。我特迷茫，那我该干嘛？既然朋友不赞成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，后来我就想首先得把精神和身体状态调整好，每天跑步，但特别空虚。也不敢见人，一个人在马路边坐着，拿份报纸看，就这样度过一天。偶尔见一个朋友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，特别自卑的心理。人家问‘你在北京怎么样？’我说‘挺好挺好’就赶紧走了。”
2001年，原来在红星做企划的姜弘给许巍打电话，希望他能跟艺丰公司签约，那时候许巍已经心灰意冷，便说要考虑一下。姜弘说：“你别考虑了，你现在在家待着干嘛？”因为当时包括姜弘在内的一些原红星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艺丰，就这样，许巍回到了北京。
“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自省，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？”许巍说，“我坐在西安家的阳台上，看到我在大理的照片，觉得其实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挺好的。我生活的西安、北京都是那样一个城市，每个人为了生活、为了理想奔忙。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，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，没有什么大的追求，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，他们就很知足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，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，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，要成就什么……人不是都得这样过嘛，我想起去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人，他们活得很坦然、很自在、很踏实，我想过那样的生活，哪怕在城市里。我当时签约没想那么多，只是想再做几年就不干这行了，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，却不喜欢这个环境，它曾经给我带来那么累的感受。我会好好做两三张专辑，等我经济条件稳定之后，我就过这种特别简单的生活，一个月一两千块我也能过。我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了，就像那些老百姓一样，跟老婆开一间小商店，在大理或者西安。现在这个阶段是我要经历的过程，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。从回到北京开始就是，过得简单一些，也不想买多大的房子，多好的车，我都不要。就想踏踏实实把专辑做好，简简单单生活。到后来专辑也被认可，获得了不少奖，还办了演唱会，但我的心态基本上一直是这样的。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，我再次进入这行的时候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执着了，我也不求什么，反而心里就没有顾忌了。”
2002年出版的《时光•漫步》，改变了许巍的命运，这张专辑非常好听，充满了温暖的感觉，他的听众群体也因此翻番。与此同时，当年喜欢《在别处》《那一年》的歌迷开始反戈，认为许巍背叛了摇滚，放弃了摇滚，认为许巍了钱才去写那些流行歌曲。“2001年我写《时光•漫步》的时候，经常彻夜失眠。每天睡觉基本上是半梦半醒，但一直在健身。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，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。其实我还可以去表达焦虑，但我写《时光•漫步》就不愿意去表达，因为你不能总是这样，你能不能超越自己，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奔，跳出这种状态。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，我让自己好一点儿。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，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，别老是宣泄，宣泄不解决问题。到2004年6月，还是失眠，或者半梦半醒。就跟《两天》里写的一样，白天你过一种生活，到了夜晚是另一种生活，你梦中的生活，无序的，乱七八糟的。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，发现睡得很好，我居然没做梦。对于当时很多人骂我，我听着挺委屈的，但我不想去解释。”
谈到抑郁症，许巍说：“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，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。如果和你心理预期的落差不大的话，就不会那么严重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，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。”的确，自从许巍与红星签约之后，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在逐步拉大，他始终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他钻进了理想的牛角尖里出不来，他从来都是被动地生活，被吹向哪个方向就飘到哪里，以致无法自拔，现在许巍的抑郁症问题基本上稳定一些了。“这个东西，小尾巴会有，会有波动，但我现在能面对，而且不是特别严重，像蹦极一样，刚开始波动很大，到最后趋于平静。”许巍说，“但是一到创作期，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，所有的神经、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，太痛苦了。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，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。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，但又必须面对它，这是我本职要做的工作，我要写歌，而且我喜欢音乐。专辑录制期间，我12点睡觉了，躺床上又开始半梦半醒，两点钟突然醒来，觉得歌词应该是这样，就拿起吉他。一眨眼七点多，人家开始上班，我在阳台上看楼底下的人，下楼转一圈儿回来睡觉。中午起来又觉得歌词不对，总有事情推着你往前走，精神高度兴奋，但敏感一被调动起来，我又开始抑郁，每张专辑都是，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，只要不写歌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。”
许巍靠不停地锻炼身体来抑制抑郁，他开始看一些心理学和佛法方面的书，试图从里面寻找到答案。“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：随遇而安。很多人活得很踏实，波动不大，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自己预期没那么高，很多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。反而是艺术家，类似的这些行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那时候我开始反省，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，都在过日子，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？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，非要怎么怎么着……如果我做音乐如果有一个平和的心态，可能不会造成今天这种问题。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心态好的人，他们都没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有朋友跟他说：‘你跟我从骨子里就不一样，我一开始就是个平凡的人，可你自命不凡，所以你比我要累。终于你现在踏实了，承认你的平凡了，所以你比过去要好。’我觉得全是信念和意志力再让我坚持下去，当过兵真是有好处。什么事情我都相信因果，你做一件事你给别人的东西是好的，有一天你也会好起来，这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事情。我要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，我要带给这个世界，带给别人正面的东西，同时摆脱我自己负面的情绪，这几年我都是这么往前走的。”
也许是抑郁症的影响，让许巍对佛法产生了兴趣，在2002年采访许巍的时候，他谈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。他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很反叛，30岁以前跟我爸爸没有过交流。有一次他说：‘你只是追求艺术，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？’我一想也是，觉得挺惭愧的，我就从《论语》开始看，一看就进去了，觉得挺好，就反省自己，发现自己很多做人的态度不对。从儒家开始，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原来有些东西是靠自己生活积累的经验想象得来的，其实前人都有讲过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士道文化，我也会去了解道家文化，比如庄子、老子，然后开始接触佛法，我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感，只是我喜欢。佛法里对生命，对很多东西讲得非常好，一些处事态度，比如我相信因果，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，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做什么事，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
现在许巍已经成为公众喜欢的歌手了，在任何一个KTV里面都能找到他的歌曲，他仅有的几次演唱会都爆棚，这是很多歌手都达不到的。当年他想象的那些名声、愿望和影响，如今都摆在他的面前，面对这些，许巍就像一个走出学校生活的人，突然收到了一个精美的书包一样，它带给许巍的也是对往事的一个回忆。“其实我这几年还是过得挺苦的，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想成为摇滚明星也好，渴望事业成功也好，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。可当这些来了之后，我反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享受，没有成就感，我心里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戒备，好像如果我享受这些的时候我会走偏，心里总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这些年本能地远离它。可能跟心理状态有关系，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，没有人打扰我，很奇怪，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，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我就是老百姓，要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噢，我是一个歌手。我弹吉他还是特高兴，有时候我不愿意写歌，就是为了弹吉他玩儿，让自己开心。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，还是不适应，没有什么理由，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，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，过我的踏实日子。”
2005年，许巍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，回忆起那场演唱会，许巍说：“像梦一样，我梦了好多年了。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片段，只能是回忆那个场景。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该跟观众说什么，基本上就是唱。我不是人来疯型的歌手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4月10号的演唱会别紧张。”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期待时间太长，真的到来，可能还没有真实感受过，它就过去了。
许巍用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来面对今天的生活，那是因为他想超越平凡生活的时候吃过苦，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中，即便今天具备了他超越自己的能力，他仍有些战战兢兢，心有余悸，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多了。“很多艺术家太拧巴了，拧巴一辈子了，我不想像他们那样。我们喜欢‘披头士’，喜欢列侬，喜欢麦卡特尼，他们俩的区别就是，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，他很热爱生活，很踏实，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。列侬比较激进一些，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所以我喜欢列侬的音乐，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看到斯汀的时候，觉得他也很好，他很专注的做音乐，不参与政治，热爱他的家庭，跟他的孩子在一起。包括博诺，像U2这么有影响力的乐队，博诺也是会接孩子放学，每天想做怎么好吃的。你看这些我喜欢的歌手，他们也是很踏实的生活状态。我现在就是上台演出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做好，让大家都开心，下来之后我就过我的日子，远离这些东西。之前我还想成为大师呢，奔着那个念头去的。但现在你越来越了解这个行业，了解了很多人和事之后，从而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，有的人特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就演进去出不来了。我希望我回到生活里做普通人，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。”
许巍现在的生活是，晚上十点多上床睡觉，早上七八点起床，先锻炼身体，然后听听音乐、看看书，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、喝茶，还参加一支足球队，每周踢两场球。电视里面放什么电视剧他就看什么。“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状态，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：这是一个工作。如果以这个心态来讲，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。我一个星期进一趟城，有时候是工作，有时候见朋友，或者去三联书店买点书，在书店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，吃点东西然后回家。”
谈到将来如果不唱歌了，会去做什么，许巍说：“最好能在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。”
文：王小峰 (三联周刊）
